洪災是可以防禦的,減災也是能夠做到的。但前提是要構建一個理性的預防與應對災害公共行動體系。在這個體系裏,我們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能夠動員社會的廣泛參與,能夠在災害面前表現出強大的權威和戰鬥力。
近日,我國南方部分地區正在經受洪水的肆虐。河流決口,山體滑坡,很多村莊被淹沒,大量房屋倒塌,道路和交通設施被摧毀,有的人生命被無情地奪走,加上受災群眾缺乏必要的飲用水和食物,很多人身處於極度危險之中。據有關機構和人士估計,這次洪災的嚴重性在很多方面甚至超過了1998年的特大洪災。
每次在災害面前,很多人都在積極行動,也在進行認真思考。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行動和思考。比如,為應對災害和危機,執政黨和政府如何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如何以其為核心來協調多方行動。然而,也存在著一種泛政治化的思考,它取代了理性而積極的政治行動。在抗洪救災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對這種泛政治化思考進行「再思考」。
6月21日晚,央視「24小時」欄目報導江西撫河汛情,主持人邱啟明連線江西防總辦公室副主任平其俊,詢問汛情。主持人先是詢問決口的位置和面積,平其俊介紹了江西省委書記、省長的指示,被主持人不客氣地打斷了,說我只關心汛情,要求這名抗洪前線的負責人告訴大家決口有多大,下游的群眾會不會受到威脅,如果會的話,目前有沒有得到安全轉移。面對主持人的這個問題,這名負責人又開始一長串地介紹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國家防總秘書長、水利部副部長、江西省防總副總指揮、水利廳廳長的「重要指示」,始終沒有給公眾一個確切的回答。
輿論對防總官員的這種態度大加撻伐。其實,江西防總負責人也有他們的難言之隱,因為在現有的體制下,中下層官員只有傳達領導指示,他們在政治上才是安全的。只是,他們這種泛政治化的行動,並不一定能換取民眾生命和財產上的安全。這就迫使我們去反思,我們到底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洪災政治?
首先,我們需要有效的政策行動來防禦洪災,從而減少損失。迄今為止任何社會的發展,都難免遭受災害的威脅。自然災害不能制止,也無法消除,但可以通過有效的預防而得以減輕、減少。可是,我們幾乎每次大旱之後的大澇,固然與全球性的氣候變化相關,很大程度上也是生態系統被破壞從而日漸脆弱的惡果。但是,多少年來水利的失修和政府投入不到位,難道不是洪災不斷肆虐的重要原因嗎?江西防總官員強調撫河唱凱堤在歷史上曾多次決口,正好說明了我們並沒有認真汲取歷史教訓。古人曾雲:「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班固《白虎通•災變》)《漢書•宣帝紀》又雲:「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我們忘記了古人的告誡,忘記了自然系統強大的報復性,結果,在現代社會的易損性和人們反應的滯緩性面前,災害造成的損失和潛在威脅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1949年以來,我國因自然災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元以上,目前,我國平均每年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用於基本建設的年平均投資。
其次,理性的洪災政治需要我們認識到災害的本質是一種社會屬性,而非單純的自然屬性。在抗災和災後重建問題上,我們需要反思,人為災害的嚴重性要遠大於自然災害的影響。這是因為,歷次自然災害不僅會毀壞地方基礎設施,奪走民眾的生命和財產,而且更嚴重的是,災害還會嚴重地引起社會功能的失調。經驗表明,強大國家及其應對自然災害能力的提高,是降低和減少自然災害損失的關鍵。但是,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卻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有關政府部門的麻痹思想和行動的遲緩性,意味著官員素質還遠遠不能滿足以政府為中心的防災減災體制有效運行的需要。瑞士Sigma巨災專刊(1996年7月)評述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巨災狀況,其中的一個結論是:欠發達國家及地區只有增強經濟實力,才能提高本地區抗災保險水準。然而,在我們這裏,目前缺乏的不是經濟實力問題,而是如何讓國家和政府在災害預防、災害干預、抗災減災、災後重建方面發揮核心作用的問題。
洪災是可以防禦的,減災也是能夠做到的。但前提是要構建一個理性的預防與應對災害公共行動體系。在這個體系裏,我們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能夠動員社會的廣泛參與,能夠在災害面前表現出強大的權威和戰鬥力。
近日,我國南方部分地區正在經受洪水的肆虐。河流決口,山體滑坡,很多村莊被淹沒,大量房屋倒塌,道路和交通設施被摧毀,有的人生命被無情地奪走,加上受災群眾缺乏必要的飲用水和食物,很多人身處於極度危險之中。據有關機構和人士估計,這次洪災的嚴重性在很多方面甚至超過了1998年的特大洪災。
每次在災害面前,很多人都在積極行動,也在進行認真思考。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行動和思考。比如,為應對災害和危機,執政黨和政府如何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如何以其為核心來協調多方行動。然而,也存在著一種泛政治化的思考,它取代了理性而積極的政治行動。在抗洪救災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對這種泛政治化思考進行「再思考」。
6月21日晚,央視「24小時」欄目報導江西撫河汛情,主持人邱啟明連線江西防總辦公室副主任平其俊,詢問汛情。主持人先是詢問決口的位置和面積,平其俊介紹了江西省委書記、省長的指示,被主持人不客氣地打斷了,說我只關心汛情,要求這名抗洪前線的負責人告訴大家決口有多大,下游的群眾會不會受到威脅,如果會的話,目前有沒有得到安全轉移。面對主持人的這個問題,這名負責人又開始一長串地介紹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國家防總秘書長、水利部副部長、江西省防總副總指揮、水利廳廳長的「重要指示」,始終沒有給公眾一個確切的回答。
輿論對防總官員的這種態度大加撻伐。其實,江西防總負責人也有他們的難言之隱,因為在現有的體制下,中下層官員只有傳達領導指示,他們在政治上才是安全的。只是,他們這種泛政治化的行動,並不一定能換取民眾生命和財產上的安全。這就迫使我們去反思,我們到底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洪災政治?
首先,我們需要有效的政策行動來防禦洪災,從而減少損失。迄今為止任何社會的發展,都難免遭受災害的威脅。自然災害不能制止,也無法消除,但可以通過有效的預防而得以減輕、減少。可是,我們幾乎每次大旱之後的大澇,固然與全球性的氣候變化相關,很大程度上也是生態系統被破壞從而日漸脆弱的惡果。但是,多少年來水利的失修和政府投入不到位,難道不是洪災不斷肆虐的重要原因嗎?江西防總官員強調撫河唱凱堤在歷史上曾多次決口,正好說明了我們並沒有認真汲取歷史教訓。古人曾雲:「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班固《白虎通•災變》)《漢書•宣帝紀》又雲:「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我們忘記了古人的告誡,忘記了自然系統強大的報復性,結果,在現代社會的易損性和人們反應的滯緩性面前,災害造成的損失和潛在威脅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1949年以來,我國因自然災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元以上,目前,我國平均每年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用於基本建設的年平均投資。
其次,理性的洪災政治需要我們認識到災害的本質是一種社會屬性,而非單純的自然屬性。在抗災和災後重建問題上,我們需要反思,人為災害的嚴重性要遠大於自然災害的影響。這是因為,歷次自然災害不僅會毀壞地方基礎設施,奪走民眾的生命和財產,而且更嚴重的是,災害還會嚴重地引起社會功能的失調。經驗表明,強大國家及其應對自然災害能力的提高,是降低和減少自然災害損失的關鍵。但是,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卻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有關政府部門的麻痹思想和行動的遲緩性,意味著官員素質還遠遠不能滿足以政府為中心的防災減災體制有效運行的需要。瑞士Sigma巨災專刊(1996年7月)評述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巨災狀況,其中的一個結論是:欠發達國家及地區只有增強經濟實力,才能提高本地區抗災保險水準。然而,在我們這裏,目前缺乏的不是經濟實力問題,而是如何讓國家和政府在災害預防、災害干預、抗災減災、災後重建方面發揮核心作用的問題。
洪災是可以防禦的,減災也是能夠做到的。但前提是要構建一個理性的預防與應對災害公共行動體系。在這個體系裏,我們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能夠動員社會的廣泛參與,能夠在災害面前表現出強大的權威和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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